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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曾国藩,做事胡雪岩 章节目录 第47章(第1页/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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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功成不居,全身而退

    封建社会的官僚与君主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彼此既要亲近又需要保持敬畏,对君主来说,通过亲近可以获得臣子的忠诚,而对臣子来说,保持对君主的敬畏之心,才能维护自身安全。在湘军为清政府建立了卓越功勋之后,咸丰皇帝又高兴又忧虑,他感叹曾国藩以一介儒生的出身,居然可以做出这样一番大事来,令朝中的将帅都钦佩不已。而他身边却有心怀叵测之徒说:曾国藩不过是以侍郎开缺的机会进入朝廷,说起来只能算是一个乡绅而已,自古英雄起于草莽之间,他的能力这么卓越,岂不是令人担忧吗?听了这样的话,咸丰皇帝沉吟良久,慨叹道:“去一个洪秀全,来一个曾国藩!”

    在听闻了皇帝对于自己的这一番感叹之后,曾国藩的心中已经非常明了自己的处境。虽然湘军当时正处于鼎盛时期,人人都盼着他建立更多功业,但既然当权者已经对自己有戒心,如果不急流勇退,那自己极有可能会遭遇“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结局。

    早在咸丰帝时期,曾国藩就已经为自己的将来做好了打算,虽然他不是一个想通过退隐来寻求平安的人,但当时所完成的功业已足慰这一生了,因此他时刻都准备着脱身而退。咸丰帝薨后,叶赫那拉氏掌控了清政府的实权,她对于曾国藩的态度更为灵活,让他督办四省军务,相当于昔日五位钦差大臣的职权。这样的重用并不代表曾国藩要迎来自己人生的第二轮高峰期,只不过是为了消除朝廷与曾国藩之间彼此的嫌隙,做出一副重用的样子,调动他的积极性而已。但曾国藩也明确地感知到清政府对于自己的热情已经逐渐冷淡下来,在他和沈葆桢争夺军饷的时候,清廷有意偏袒沈葆桢足以说明一切。受到压制的曾国藩虽然后来也得以解决军饷问题,但他却明白自己在清廷统治者眼中的重要性已经被大大削减了。

    为了让曾国藩强大的势力不至于威胁到清廷统治,朝廷采取了一系列的约束措施。在争饷之时偏袒沈葆桢只不过是这些措施的表现之一,通过这一做法,曾国藩和沈葆桢之间也出现了嫌隙,原本坚固的情谊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立。清政府扶持沈葆桢以及那些和曾国藩职务地位相近的湘军将领,通过感情上的疏远,利益上的分化,让他们逐渐和曾国藩之间拉开距离,原本的从属关系也逐渐破裂。曾国藩曾经的部下和幕僚,如罗泽南、江忠源以及左宗棠、李鸿章、刘长佑等人,都受到清廷的拉拢和扶持,清廷使这些人开始和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彼此不和,通过争斗来实现其控制和利用的目的。

    在分化曾国藩湘军内部人员的同时,清廷对曾国藩的得力助手曾国荃采取了另外一种态度,1863年5月,升为浙江巡抚的曾国荃已经有了直接递交奏折的权力,为了便于抢先报功,曾国藩也授意曾国荃自己来递交奏折。但当曾国荃递交奏折报功后,却遭到清廷的严词拒绝,理由则是身为浙江巡抚的曾国荃一直留在南京,没有去浙江赴任,因此不准他单折奏事,并申明如果有军务要事,曾国荃依旧要先呈报给曾国藩,让曾国藩来奏报。此举让曾国荃非常郁闷,难免会言辞不逊,为了避免他惹来祸端,曾国藩只好派自己的心腹赵烈文跟随曾国荃,替他草拟各类奏章。

    在这些措施之后,清政府并没有因此对曾国藩放松警惕,在上谕之中用言辞敲山震虎:“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大臣,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这一道上谕之中对曾国藩赞誉有加,认为他资历和功绩都不计其数,但曾国藩却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因为对曾国荃的点名批评就是在打他的耳光。在谕旨之中,曾国荃成为对上不敬、小胜而骄的代表,语言之间流露出的不满,表示如果想要“长承恩眷”就必须要小心谨慎,严加管教。在此寥寥数语之中,可谓杀机暗藏。

    熟谙历史知识而又具备丰富政治经验的曾国藩自然听出了朝廷的弦外之音,他能够掂量出这一份谕旨的分量。他时常忧谗畏讥,常怕盈满,而此时看来,恐怕已经到了盈满之时。但他并没有贸然地请求告老还乡,早在父母去世的时候,他就时常提及回籍服丧的事,而如今功成名就,这类请求反而不能提了。只因在太平天国之乱后,军功显赫的他被封为一等毅勇侯,他已经成为湘军领袖,凡是那些从湘军出身的将领,不管他们在朝廷执掌军权,还是出征在塞外疆场,都将他视为精神上的首领。在剿灭太平军后被遣散的数万湘军的心目中,亦是如此。此时如果请求告老回乡,即便他本身没有二心,也很可能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如果被图谋不轨之人所挟持,奉为精神领袖,对朝廷来讲也是个大威胁。

    在考量各方面因素之后,曾国藩一边解除了自己的兵权,让朝廷放松对自己的猜度,另一方面主动表示自己不愿意归乡,愿意留在两江总督任上继续为朝廷效力,绝不轻言去留。这种做法无疑是让清政府感到放心的最好途径了,依旧在任曾国藩会一直处于朝廷的视线之内,同时也不会因为手握太多兵权而让朝廷时刻惦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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