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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曾国藩,做事胡雪岩 章节目录 第33章(第1页/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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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让人脉更巩固

    中国社会有其独特的社会形态,人与人之间讲求良好的互动关系,不同的人组合在一起,将会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局面。而作为这样一个讲究人情的社会,人际关系便成为非常重要的事情,任何事情都离不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

    强者总是喜欢与自己实力相当的人站在一起,因为有才能或是有权力的人会通过强强联合让自己的地位和能量加强。在封建社会,为了让更强的人和自己联手,建造出一个更具能量的关系网,人们往往会通过各种不同的手段来巩固自己的关系。通过相同的志趣来成为朋友,或者通过相似的利益需求而达成合作,都是巩固关系的方式之一。而最传统的方式,莫过于通过联姻来实现联合,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之中最为普遍和常用的方式。

    深谙人情世故的曾国藩对于人们巩固自身关系网络的各种方式都了然于胸,他和自己的几个好友也是以不同的方式结交,并形成了稳固的关系,其中相同的志趣是基础,共同的目标则是纽带。

    在曾国藩年少求学的时候,便和刘蓉非常有缘,他们一起学习程朱理学,后来又一起在湘乡书院读书。同学关系向来是曾国藩最为看重的,对于刘蓉这种具备相似趣味的同学,曾国藩更加倚重。在他离开湘乡去长沙学习时,也盛情邀请刘蓉与自己同往,两个人一起来到岳麓书院,关系极为密切。在这里,他们还结识了郭嵩焘,后来与其成为莫逆之交。

    在曾国藩晚年的著作之中,他明确地承认刘蓉对自己的影响非常大,不仅在求学期间对于他的志向产生影响,更在入仕后成为他得力的帮手。相似的气质让曾国藩和刘蓉成为好友,而共同立志要建功立业,让他们的关系更加紧密。曾国藩的学业进步,离不开刘蓉的影响。

    1851年,回乡为母亲守灵的曾国藩接到清廷的任命,督促他组织团练抵抗太平军,而曾国藩犹豫再三,也是在郭嵩焘和刘蓉的反复劝说之下,他才走出了对于人生影响非常巨大的一步。在此之前,刘蓉曾经写信给曾国藩说:“既已达而在上矣,则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他认为曾国藩虽然在京城取得了一定的功名,但作为一个心怀天下的士子,不应该止于此,而应让天下百姓都得到自己的恩惠,应发挥自己的才能来赈济苍生。如果仅仅是“托文采以庇身”,那便是华而不实、舍本逐末的行为,违背了他们共同的志愿,人生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犹豫不决的曾国藩在他的劝说之下,才逐渐改变了初衷,建立了以“救乱”为己任,以“殉国”为最终目的的志向。

    通过刘蓉和郭嵩焘等人的劝说,曾国藩决心出山,而刘、郭应曾国藩的请求也打算助他一臂之力。但刘蓉却却对曾国藩提出了条件:“服劳不辞,惟不乐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他表明自己此举的目的并不是做官,而是为了帮助曾国藩,因此要求他不要给自己任何职务,也不要在上司和皇帝面前保举自己。这种不计功劳,只问付出的态度,让曾国藩非常感动。人人都以为只有那些在官场之中可以帮到自己的人才算人脉,而曾国藩却认定:这些肯为自己无怨付出的朋友,更是他最珍贵的人脉。

    另一位对曾国藩产生深远影响的便是湖南湘阴县人士郭嵩焘,此人同样是他的至交。郭嵩焘本来是刘蓉的好友,他在岳麓书院结识了刘蓉之后,又通过刘认识了曾国藩,三个人因为是同乡而成为密友。在相互切磋学问的过程中,曾国藩和郭嵩焘的友情也逐渐加固,成为诤友。但是与曾国藩和刘蓉立志于建功立业不同,郭嵩焘更愿意将自己的兴趣投放在研究词翰之美上,他的目标是做一个名震千古的大学问家。这一区别让郭嵩焘的仕途发展与曾国藩大相径庭,他虽然中进士、点翰林,也曾经出任过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使以及广东巡抚等职务,但仕途之中却充满了坎坷险阻。郭嵩焘身上浓郁的文人气质让他极为耿直,在出使英法、做兵部侍郎的时候,屡屡遭到别人弹劾,最终遭革职罢官。

    虽然仕途不顺遂,志趣和个性特点也不相同,但曾国藩和郭嵩焘之间却一直保持着稳固的良好关系,在郭嵩焘两次进京参加礼部的会试时,曾国藩都曾热情地款待。发榜之后郭嵩焘发现自己名落孙山而情绪低落时,曾国藩也一再安慰,“力劝之,共酌酒”。对于这个落魄的朋友,曾国藩并没有因此而遗弃,相反地一再帮助他、关照他,他时常真诚地表达自己对郭嵩焘才华的钦敬,并予以鼓励,终于让郭嵩焘金榜题名。

    建立了如同兄弟一样深厚的情谊,郭嵩焘和曾国藩之间的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在曾国藩出山抵抗太平军时,并不熟悉军务的他被紧张的军费弄得一筹莫展,而郭嵩焘则提出了设立厘捐之议,规盐厘之法,让湘军在起步初期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得到了解决。为了进一步提升湘军的战斗力,拥有抗衡太平军部队的能力,郭嵩焘提出应该建立水师,他一再敦促曾国藩应该打造一支有别于八旗军和绿营兵的部队,这种新式的地主阶级武装成为曾国藩在此后仕途上最大的优势,对他一生功业的建立起到不容小觑的作用。得此良策,足以改变曾国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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