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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仙下凡旅游记 正文 蛇仙游记》第二卷11、“右倾分子”形形色色(第1页/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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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不出洞也躲不过反右倾运动的劫难。通过揭发深挖,对党员干部从合作化以来的“右倾思想”进行总清算,凡是在这期间对合作化、粮食统购、“三面红旗”等有过“错误思想言论行为”的党员干部,统统旧账新账一起算。

    四川崇庆县委组织部长魏立民一九五七年到大划乡调查脚肿病时,说肿病致死的人是饿死的。同年兼任大划公社党委书记,又因反映一九五八年产量不实被调离大划公社,责成反省。他不服气,一九五九年大春收割时亲自到几个生产队组织收打,现场过秤。反右倾运动这些老账都一一翻出来,被定为“严重右倾”。

    被“算总帐”最有代表性的有两位前县委第一书记:一位是崇庆县委第一书记**超,一位是崇宁县委第一书记杨洪魁。

    **超,山西芮城县人,当过小学教师,一九四三年入党,一九五四年六月任崇庆县委第一书记。上任尹始,正遇到崇庆肿病流行,人畜死亡严重,他调查的结论是:粮食统购过多,营养不良所致。五六年合作化**和瞎指挥,导致水稻减产,许多人怕给合作化“抹黑”,不敢反映,他亲自下去调查,证明减产属实,打报告给地委要求减少征购。同时认为当年粮食产量下降,是因为合作化以前的估产有水分,实际上证明了那几年统购统销是高估产、高征购。由于张在粮食问题上“一贯动摇妥协”,由第一书记降为管农业的书记。第一书记由性格暴躁、语言粗鲁、只有小学文化的许锐担任。大办钢铁时,全县抽调数万人上山,以后又要再抽调两万人,他坚决反对,在取得地委书记曾笳的支持后,派人分赴各乡把上山的人阻挡回去。反右倾开始时,许锐提出“处理”百分之三十的干部,**超在他主管的怀远地区,提出只处理百分之一点五的干部。

    保护别人结果是给自己罪加一等,从一九五四年的老账算起,他被多次批判,定为“严重右倾”,从管农业的书记降为管多种经营的书记。但这一切没有动摇他的信念,他仍大部分时间骑着自行车在乡下工作,和社员一起劳动。回县上晚了,就在食堂抓两个冷馒头。一九六O年他患了营养不良性肝炎,深深的忧虑和自责使他无心躺下,以至发展到肝硬化,病逝,年仅四十岁。下葬之日,崇庆县的大批干部群众自发前往送葬,许多人一进灵堂便泣不成声,有人写下未署名的悼念长诗《我们的县委书记》。老百姓心中的那杆秤是公平的。

    被认为在一九五六年怂恿新华社记者喻权域写《风调雨顺的崇宁县为什么会减产》的崇宁县委书记杨洪魁,一九五八年初被停了职。年底郫、崇两县合并后,一直无所事事。这次被抓出来,列为郫县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大肆批斗。那篇登在新华社内参上引起掀然大波的报道,也翻印出来作为批斗材料,罪名是“上欺中央,下害人民”宣布撤职,降两级工资,下放劳动改造。

    一九五八年底化名“直言”给**、党中央写信的地委下放干部张慎,当然在劫难逃。实际上“直言”的真实身分早就调查清楚,因为他反映的完全是事实,当时公开讲这类话的又不止他一个,地委未作处理。信是省委转下来的,并加有措辞严厉的批语,未处理就是一笔欠账,这次当然得一并还清。温江县反右倾五级干部会上,张慎是重点批斗对象,一直斗到他语无伦次、神经兮兮。温江县委急急忙忙炮制了一份“关于一九五八年粮食增产问题对‘直言’给党中央一信的答复的报告”,上报地委并转省委办公厅和中央办公厅。报告说化名“直言”给党中央一信,反映温江五八年粮食增产有虚假现象,公粮完不成,口粮不够吃等问题,“是没有根据的虚报。”

    “右倾分子”形形色色,有的纯粹是照领导意图办事而倒霉的。地委宣传部教育科副科长梁进学长期在大邑安仁下放。一九五九年五月主席《党内通信》传达后,他回到地委机关,地委书记宋文彬把他叫到家里,语气沉重地对他说:“去年产量没搞清楚,地专机关下放在安仁有八、九十个干部,无论如何要把产量查清楚,直接报告地委。”

    梁见宋语气诚恳,回去后就作了传达。秋收开始前,下放干部分成三个组,选择好、中、差三个代表性的生产队分头负责,从开镰起,每一块田逐一过秤划码,确实记载,收割完毕后统计,三个队平均亩产六百九十斤,梁给地委作了书面报告。

    谁知国庆节后回地委便大祸临头,头条罪状就是这份“否定大跃进成果”的材料。批判中的强词夺理,荒诞无稽令人啼笑皆非。有人揭发梁讲过“人民公社若干问题”,质问“人民公社有若干什么问题?”梁只好解释,中央有个文件,题目就是《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我组织大家学习过,如此而已。不久前,梁在安仁街上见到一个干部,因为无粮票买饼干十分痛苦,便送了两斤粮票给他,批判中这个干部“揭发”了此事,也成了罪状,因为“你若对粮食形势没有看法,怎么会给他粮票?”

    四川温江专区《都江报》记者李绍亭则是刹车晚了掉进深渊的。一九五九年十月,他采访新津县的反右倾五级干部会议,发现“在批判右倾思想的过程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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