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先生,找我有什么事?”
“埃德蒙·唐代斯,”警官又说,“以法律的名义逮捕您!”
“逮捕我!”埃德蒙的脸微微变色,又问道,“请问凭什么逮捕我?”
“无可奉告,先生,预审时您就清楚了。”
莫雷尔先生明白,这局面很僵,难以扭转:一个身披绶带的警官就不复为人,而成了又聋又哑、冷冰冰的法律雕像了。
然而,老唐代斯却急忙走到警官面前哀恳求情——须知有些事情,可怜的天下父母心是永远也理解不了的。尽管恳求和眼泪无济于事,但是他那痛不欲生的情状终于打动了警官。
“先生,”警官说,“请您冷静一点儿;也许您儿子疏忽了,海关或检疫站的什么手续没有办,只要去把情况说清楚,很可能就放人了。”
“哦!这是怎么回事?”卡德鲁斯皱起眉头,质问佯装惊讶的丹格拉尔。
“我怎么知道呢?”丹格拉尔说,“我跟你一样,看着眼前发生的情况,简直怪得很,莫名其妙。”
卡德鲁斯扫视周围,却不见菲尔南了。于是,前一天的整个情景,极为清晰地在他脑海中浮现。前一天醉意给他的记忆蒙上的幕布,仿佛被这场灾祸揭开了。
“哼!哼!”他声音嘶哑地说,“丹格拉尔,您昨天说是开玩笑,这就是那玩笑的下文吧?果真如此,那么干出这种事的人准得倒霉,因为这太缺德了。”
“绝不是我,”丹格拉尔提高嗓门争辩,“其实你也知道,我把那张纸撕掉了。”
“没有撕掉,”卡德鲁斯又说,“你只是把它扔到角落里。”
“住口,当时你醉了,什么也没有看见。”
“菲尔南在哪儿?”卡德鲁斯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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