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家在村东头,两间泥砖屋,墙壁发黑,门口垂着被拉断的电线,据说家里的广播坏了几个月也没钱修。一只黄狗懒洋洋地躺在地上,我进来的时候,连眼睛都没有睁开。屋里空荡荡的,没一件像样的家具,一张摇摇晃晃的木床,铺在床上的被褥,却亮出这破败农舍里少见的白净。床底下乱七八糟地堆放着一些地瓜。在另一间儿子住的房子里摆着一张铁床,床上并排放着四筐稻谷,两张绿色雨衣盖在上面,好像很久没人动过。
老伴见到我也没说话,脊背深深弓着,头几乎垂到了胸前,头发全白了,经过我身边的时候,眼神没有一丝一毫的漂移,实际上她的年龄还不到五十岁。
黎木勺坐在我的右边,老伴坐在我的左边,我们有意识地摆了个领导和农民促膝谈心的姿势,贾锁柱抓住时机赶紧拍了几张干群团结向前看的“新闻照”。
“身体好吧?”徐芳芳关心地问。
黎木勺裂开一嘴黄牙回答道:“好,好得不得了。”
“生活好吗?”我关切地说。
黎木勺又笑笑说:“好哇,好得不得了。”
我知道,黎木勺在说违心的话。但老实巴交的农民在县委领导面前又有几个敢说真话呢?
农民的悲哀在于怕官。
“平时有钱花吗?”吕青旦很大方地问。
黎木勺竖起三根手指头说:“有,儿子每月都给三十块。”
“好好养羊呀,羊生仔仔又生仔,不出三年家里就有钱了。”我鼓励道。
黎木勺抖动着胡子说:“养,好好养,就怕人家偷呀。”
“我们书记送的羊谁敢偷?他活得不耐烦了。”吕青旦拍拍腰间的手枪,语气坚定地说道。公安局配给我的手枪,下乡时一般由吕青旦佩戴,因为我一贯以来都不喜欢带枪。
徐芳芳又赶紧补充道:“怕什么,警察叔叔的眼睛是雪亮的。”
黎木勺和老伴对视了一眼,大笑起来。他的笑声太沉闷了,一笑起来,黄白掺半的胡子茬跟着下巴微微地抖动,眼睛眯成一条缝,好像突然天降喜事似的。
按照原计划,为了不增加农民的负担,我们返回抱鸡乡政府吃午饭。离开家时,黎木勺两口子依依不舍,在陈芳芳的斜视下,我将两百块钱塞进黎木勺的上衣口袋里,但他怎么也不肯收,推辞了片刻才勉强收下。吕青旦说:“收下吧,这钱是我们书记给你修广播的。”谁知到了村口,他又将钱还给我。我又再次塞给他还是不肯收。他黑着脸说:“我怎么敢收大人物的钱呢。”
“拿着给老伴看病吧。”徐芳芳热情地劝道。
他把手放在我的肩头,说:“我这人管不住钱,儿子给的钱在我手上转一下就走了,从来就不会停留的。”
一直没说话的老伴抿着嘴笑了笑。
黎木勺紧紧拉住我的手说:“书记,你们这些大人物要常来啊”
我高兴地说,来,以后经常来。
此刻,阳光暖融融的,屋子里传出羊的叫喊声,整个村子顿时显得生动起来。
回到县里后,我十分惦记着青藤村,几乎每个月都打一次电话到乡里询问村里养羊的情况,乡长罗天灯什么时候都回答说,养得不错,养得不错,领导扶贫有方啊。
于是在往后的日子里,我脑海里常常幻化出青藤村的羊生了仔仔又生了仔,一代代繁衍不绝的动人场面。
我真心希望贫穷的农民兄弟早一天走上富裕的道路。
8月的一天,我和吕青旦正在办公室里商量年底检查扶贫工作的计划。突然贾锁柱闯进来边摇头边说:“他妈的,别商量了,没戏了,你快去市场看看吧,他们都把扶贫羊杀了。”
我们急匆匆来到市场的肉摊前,只见村长正带着村里的人卖羊肉。一溜儿挂在铁钩上的小羊鲜血淋漓,仔细一看正是政法委送的那批“扶贫羊”。我生气地说:“还没有生小羊怎么就把它们给杀了呢?”
村长不好意思地说:“不杀掉羊,九月份小孩开学,去哪找钱给孩子交学费呢?”
吕青吕说:“你们应该另找办法解决学费哇。”
“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实在想不出来呀。”村长脸有难色地说。
我气愤地问黎木勺:“你没有孩子上学,怎么也把羊杀了?”
“担心被偷啊,给他们偷了,倒不如自己把它杀了。”黎木勺脸红红地低着头。
我的胸口憋得再也说不出话来,扭头就往回走。
贾锁柱跟在后面边走边对我说:“书记,你看到了吧,那天开会你叫我弄什么扶贫规划,我为什么没答应,因为我对青藤村的扶贫工作一点儿信心都没有。”
我没听清楚贾锁柱在说些什么,只听到从身后的市场里传来一阵高过一陈的嘈杂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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