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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后，陈立夫回顾道，总裁是完全正确的。“丁末邨到上海后，便破坏了军统和中统组织”）
1939年初，李事群邀请丁末邨前赴上海。他抵沪之后，两人便一起前往设在虹口的日本特务机关，拜访土肥原贤二将军。正如之前指出的那样，陈箓的被刺已经使日本人确信，他们必须创建自己的中国特务机关，以保护诸如汪未经这样的高级通敌分子。
在上海，丁末邨和李事群具体的工作是帮助“召集一帮国民党同志，以推进“和平”。因为他两的加入，日本人很高兴获得了渗透到本来似乎坚不可摧的中国社会网络的手段。
为了笼络住这两个人，可以更好的利用重庆特工此前已经很好开发了的“复杂的中国社会的个人关系”。土肥原强烈建议，支持建立一个伪特工机关的计划，且在1939年2月10日得到了东京陆军总参谋部的批准。
于是，李事群与丁末邨于3月1日正式开始活动。晴气大佐被任为他们与梅机关以及指导汪未经南京政府的影佐禎昭大佐之军事情报机关的联络官。丁末邨与李事群同意事先向日本宪兵队说清行动细节，并每天提交情报。作为回报，他们可以获得固定的武器、弹药和金钱资助。
李和丁的组合在极司非尔路76号活动后不久，便促成了具有关键性作用的军统特工如王木天、陈明褚等人的叛变，同时还摧毁了他们的特工组织。应该是陈明褚向日本领事警察揭发了暗杀陈箓的某些剌客，日本人后来将徐恩佐他们移交给了汪伪特工部门。
1939年2月19日陈箓被剌数天之后，军统暗杀组的头目之一徐国琦与平福昌、尤品山一起，被安排离开上海，前赴香港安全港，其轮船于2月 28日出发。
朱山猿警告谭宝义说上海过于危险，然后给了他80元购买船票。20天后发船，3月15日抵达香港。徐国琦得到谭宝义堂兄传达的指令，要他在大来饭店订个房间。
翌日，他被带去参加金龙饭店的一个午宴。暗杀组的其他成员，平福昌、尤品山、赵光义也都在场。东道主是一位身高1米68左右的男子，年近四十，此人即是戴利。
虽然赵光义后来获得了戴利的奖赏，被赞为杀死陈箓的民族英雄。但是戴笠接见他们时，只字未提行刺陈箓之事。陪同戴笠的还有两名副官。戴笠送给他们每人一支价值20元的自来水笔，鼓励他们好好地干。这是平福昌和谭宝义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们的秘密特工首脑。
谭宝义与其军统同事平福昌、朱山猿、尤品山在香港度过了两个月，等待着新的任务。1939年5月末，赵光义终于给他们下达了新的命令：返回上海，接受毛万里和王鲁赵的指挥，准备刺杀汪精卫。
这组人员便分别取道返沪：四名特工同乘一条船，两个首领乘另一条船。特工们于6月1日抵达上海后，便在白尔路66号的霞听公寓租了房间，而两个首领则分别住在大中饭店和大方旅社。
6月29日早晨5时，加登田曹长与另一名日本宪兵来到工部局警务处的市中分部，声称他们获得情报，知道陈箓暗杀组的两名成员住在霞飞公寓的24号房内。他们并未透露这一消息的来源，但指岀这消息十分可靠，完全可以进行突然搜捕。
工部局警务处的巡官们表示同意合作后，便与这两个日本宪兵前赴租界内的卢家湾捕房，征得巡官德洛姆的同意后，采取了联合行动。于是，一支由日、英警察组成的联合部队，便在当天早晨拂晓后不久开赴谭宝义和平福昌的寓所。
毫无悬念，谭宝义和平福昌于6月29日被捕后，警方在14号房内査获了枪支弹药。然而，对这两个囚徒拥有审讯权的工部局警务处，却在开初未能使两人承认干了任何坏事。
在翌日的正式审讯中，两名秘密特工坚持说，他们与国民党政府没有任何联系
然而，日本的领事警察与宪兵坚信其获得的情报是正确的，认为这二人确实是暗杀外交部长陈箓的参与者。
1939年7月3日，加登田曹长向工部局警务处递交了一份正式请求，要求将谭宝义和平福昌引渡给日本宪兵队审讯。
工部局警方并不急于答应，因为加登田曹长所在的机构已经因虐待犯人而臭名昭著，尤其是涉及陈箓案的嫌犯时更是如此。
例如，1939年3月 16日，工部局警务处曾被要求协助加登田曹长逮捕邵富生，即陈箓被杀当夜，其公馆前门离开岗位的那名护卫。
加登田是按照通常的匿名情报行动的。在本案中，秘密情报得自一次复杂的交易安排，涉及到借贷骗子、剧院老板以及两名前警察。
两名前警察中有一人是曾在戈登路捕房工作过的前华籍探目。此人是大来戏院（邵富生曾在此当过收票员）的共同老板。他把邵富生推荐给吴铁城的秘书，充任陈箓公馆的夜间门卫。
他们之间的交易进行得并不顺利，由于借钱不还这种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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